片长同样是52分钟的纪录片《我在北京的生日》的叙述者，是一位来自美国纽约的男士好伊。1996年，34岁的他来到北京一家幼儿园单口相声班学习相声，和班里的孩子和老师成了好朋友。2008年，好伊作为奥运工作者再次来到北京。他找到当年的同学和老师，那些孩子们都长成了大人，从他们身上，他看到了中国12年来的巨变。

《变脸》和《我在北京的生日》这两部纪录片的叙述者，显然是中国变化的见证者，同时他们又是纪录片的制作人。正是这双重身份，使观众从一个见证者的角度，看到的中国的变化，以及在这变化过程中普通人的成长经历和感受。

叙述者是探索者

对叙述者是探索者的纪录片，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称之为个人追述式纪录片。在这种纪录片中，叙述者不再是格里尔逊式纪录片中那个无所不知、能发出“上帝的声音”的解说员，也不同于直接电影中那个沉默不知可否的叙述者。这种纪录片的叙述者是一个探索者，它带领观众去探索未知的事物，并对所观察到的现实世界发表自己的见解，只是它的见解并不剥夺观众思考的权利，而是对现实世界多种解释中的一家之言。这种纪录片最早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电视界，如今已经成为颇受观众欢迎的电视节目。美国CBS《60分钟》、NBC的《20/20》、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调查》等栏目播出的都是这样的纪录片。参加本次纪录片大会的《开怀大笑》（加拿大）、《北极大冒险》（美国）等，也是这样的纪录片。

《北极大冒险》的叙述者是野生动物探险家奈杰尔·马尔文，影片拍摄他在加拿大北部的北极熊领地的探险过程。他在北极现场向观众讲述了北极的奥秘和神奇，他到北极熊、北极狐、北美驯鹿、海豹等动物的生活场地，给观众们讲述北极动物的生活习性。影片通过镜头和探险家奈杰尔·马尔文的叙述，让看完本片的观众领略了北极独特的魅力。

这种由探索者充当叙述者的纪录片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。但实际上，远征和探险纪录片在电影诞生初期就出现了。在电影诞生的第二年，电影创始人卢米埃尔兄弟的摄影师就游历了许多国家，将他的所见所闻纪录在胶片上，形成了旅游探险片的雏形。从1896年到1920年间，远征和探险纪录片在当时的电影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当时一些摄影家或导演经常跟随一些大探险家去远征、探险、拍电影，这样拍出来的纪录片有《司各特船长历险记》（英国，1911年）、《“斯纳克”好南海旅行记》（美国，1912年）、《从克什米尔攀登喜马拉雅山》（意大利，1913年）、《海底九万里》（美国，1914年）、《穿越黑非洲大陆》（美国，1915年），等等①，只是那时拍的电影是无声电影，创作者们没有条件让探索者们开口，叙述他们的探险经历，更谈不上让他们出境主持，面对面向观众叙述了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为了追求更高的收视率，美国电视推出大量的明星记者、明星主持人，许多探险家们也被电视台聘请，带领导演、摄像仪器探险，拍摄纪录片，并在片中出镜向观众叙述自己的探险经历。制片商还聘请更多的专家、学者拍摄纪录片，充当主持人，探索更多未知的世界。于是，探索者充当叙述者的纪录片蓬勃发展起来，至今长盛不衰。

注释：

①任远 彭国利：《世界纪录片史略》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9年版，第19页

（作者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委员会会员、广东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委员会主任委员）

长期以来，纪录片的叙述者就是纪录片的作者，由作者来告诉观众他的所见所闻。但是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“军用喇叭”式纪录片、苏联和中国“形象的政论”式纪录片、概述片的解说词天马行空大而无当，画面支离破碎、毫不相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让许多观众望而生厌。由创作者充当叙述者的纪录片，走入了由“意识”充当叙述者的死胡同。如何才能回归纪录片的本质，找回纪录片的核心价值？中外纪录片创作者进行了艰苦的探索。“眼见为实”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。纪录片区别于报告文学和广播实况剪辑，在于它纪录了时空，有画面为证。基于这样的媒介特质和价值观念，还必须在叙事策略上与之相适应。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，中外纪录片创作者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——用片中的人物充当叙述者进行叙事，让叙述者以“我在场”的优势，赢取观众的信任和青睐。这一叙事方法的突破，把世界纪录片创作推向了又一高峰。自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用片中人物充当叙述者的纪录片诞生以来，越来越多这种类型的纪录片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，蔚为大观。在2009中国（广州）纪录片大会上，笔者看到了一批用片中人物充当叙述者的中外纪录片。大会共收到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纪录片510部，其中中国的纪录片163部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片399部。笔者随机抽看了35部，用片中人物充当叙述者的纪录片有9部，包括《地球宣言者》（新西兰）、《边境以外》（比利时）、《声光转逝》（中国香港）、《我在北京的生日》（美国）、《举杠铃》（英国）、《开怀大笑》（加拿大）、《北极大冒险》（美国）等。以叙述者的特性为标准划分，这些纪录片可以分成叙述者是当事人、叙述者是见证人、叙述者是探索者三类。叙述者是当事人这样的纪录片有《地球宣言者》（新西兰）、《边境以外》（比利时）、《十七岁的桥》（中国）、《举杠铃》（英国）等。新西兰纪录片《地球宣言者》是一部讲人和大自然情感的纪录片。作者在新西兰全国选取了10个有不同特点的自然景区，在每个景区选择一个人物充当叙述者，讲述他们与大自然密不可分的故事。这些叙述者分别是诊所医生、草药师兼野生植物保护主义者、环境学家兼摄影师、植物学家兼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、森林园艺师兼鸟语者、植树者、植物学家兼养鸟人、泥土保养师兼有机园艺师、厨师兼毛利人菜谱收集者、种子保护者兼园艺师，以及当地的妇女。在他们的叙述和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画面中，观众分享了他们和自然和谐共处所产生的愉悦和人生经验。例如，第二位叙述者、环境学家兼摄影师克里格·波顿先生告诉观众：“在森林里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森林有自己的步伐、自己的脚步，那里到处都是生命。”从他的叙述中，观众知道了也理解了他为什么会花20年的时间，联合许多人去与开发森林的行为做斗争，最终获得胜利，将那个地区变成了国家公园。让当事人充当叙述者是一举多得的绝妙做法：第一，能极大地保证叙述的真实感。试问，还有谁比当事人的讲述更能使人相信吗？第二，能真实地表达人物的所思所想。人物的心理活动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旁人的叙述，只是推测而已。他自己讲出来，因为真实、可信而感人，也可以极大满足受众的窥私欲。第三，让当事人充当叙述者，本身就是刻画当事人的重要手段。他叙述的真与假、快与慢、生动有趣还是沉闷无聊、是乐观还是悲观，让受众一目了然。纪录片主角在向观众讲述他的亲身经历时，横亘在荧屏和观众面前这“第四道墙”就自然拆除了。叙述者是见证人亚美传媒出品的纪录片《声光转逝》，介绍了中国影戏院在美国的兴起和消亡。影片采访了18位从小生活在旧金山的中年华人和电影导演吴宇森、摄影师杜可风，让这20位被采访者充当叙述者，讲述他们所经历的、所看到的、所了解的美籍华人对中国戏剧和中国电影的喜爱。他们分别是电影爱好者、舞蹈演员、退休教师、历史学家、社区领袖、基金创办人、中美文化研究专家、商人、粤剧演员、出版人和电影人。他们的讲述，加上陈旧的当年戏剧电影海报、粤语残片和武打电影镜头，复活了中国电影和粤剧在旧金山的辉煌和繁华，也复活了他们的父母等老一辈华人华侨身在异乡的峥嵘岁月。《变脸——致安东尼奥尼的一封信》（中国）和《我在北京的生日》（美国）分别是两位中国和美国制片人拍摄的纪录片，他们都以第一人称，用自己的所见所闻，告诉观众改革开放后一个变化了的中国。1972年4月13日至6月16日，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应周恩来邀请专程来华拍摄了长度为4小时的纪录片《中国》。2009年，一个中国青年看到了这部影片，很想知道安氏当年拍摄的那些地方37年后发生了什么变化，于是他们沿着安氏的足迹，先后到天安门、长城、十三陵、北京国棉三厂、故宫、王府井、河南林县红旗渠以及苏州、南京、上海，拍摄了这部52分钟的纪录片《变脸》。叙述者以第一人称，用给安东尼奥尼写信的方式，告诉安东尼奥尼（也是告诉观众），他们所看到的这些地方所发生的“变”和“不变”。片长同样是52分钟的纪录片《我在北京的生日》的叙述者，是一位来自美国纽约的男士好伊。1996年，34岁的他来到北京一家幼儿园单口相声班学习相声，和班里的孩子和老师成了好朋友。2008年，好伊作为奥运工作者再次来到北京。他找到当年的同学和老师，那些孩子们都长成了大人，从他们身上，他看到了中国12年来的巨变。《变脸》和《我在北京的生日》这两部纪录片的叙述者，显然是中国变化的见证者，同时他们又是纪录片的制作人。正是这双重身份，使观众从一个见证者的角度，看到的中国的变化，以及在这变化过程中普通人的成长经历和感受。叙述者是探索者对叙述者是探索者的纪录片，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称之为个人追述式纪录片。在这种纪录片中，叙述者不再是格里尔逊式纪录片中那个无所不知、能发出“上帝的声音”的解说员，也不同于直接电影中那个沉默不知可否的叙述者。这种纪录片的叙述者是一个探索者，它带领观众去探索未知的事物，并对所观察到的现实世界发表自己的见解，只是它的见解并不剥夺观众思考的权利，而是对现实世界多种解释中的一家之言。这种纪录片最早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电视界，如今已经成为颇受观众欢迎的电视节目。美国CBS《60分钟》、NBC的《20/20》、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调查》等栏目播出的都是这样的纪录片。参加本次纪录片大会的《开怀大笑》（加拿大）、《北极大冒险》（美国）等，也是这样的纪录片。《北极大冒险》的叙述者是野生动物探险家奈杰尔·马尔文，影片拍摄他在加拿大北部的北极熊领地的探险过程。他在北极现场向观众讲述了北极的奥秘和神奇，他到北极熊、北极狐、北美驯鹿、海豹等动物的生活场地，给观众们讲述北极动物的生活习性。影片通过镜头和探险家奈杰尔·马尔文的叙述，让看完本片的观众领略了北极独特的魅力。这种由探索者充当叙述者的纪录片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。但实际上，远征和探险纪录片在电影诞生初期就出现了。在电影诞生的第二年，电影创始人卢米埃尔兄弟的摄影师就游历了许多国家，将他的所见所闻纪录在胶片上，形成了旅游探险片的雏形。从1896年到1920年间，远征和探险纪录片在当时的电影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当时一些摄影家或导演经常跟随一些大探险家去远征、探险、拍电影，这样拍出来的纪录片有《司各特船长历险记》（英国，1911年）、《“斯纳克”好南海旅行记》（美国，1912年）、《从克什米尔攀登喜马拉雅山》（意大利，1913年）、《海底九万里》（美国，1914年）、《穿越黑非洲大陆》（美国，1915年），等等①，只是那时拍的电影是无声电影，创作者们没有条件让探索者们开口，叙述他们的探险经历，更谈不上让他们出境主持，面对面向观众叙述了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为了追求更高的收视率，美国电视推出大量的明星记者、明星主持人，许多探险家们也被电视台聘请，带领导演、摄像仪器探险，拍摄纪录片，并在片中出镜向观众叙述自己的探险经历。制片商还聘请更多的专家、学者拍摄纪录片，充当主持人，探索更多未知的世界。于是，探索者充当叙述者的纪录片蓬勃发展起来，至今长盛不衰。注释：①任远 彭国利：《世界纪录片史略》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9年版，第19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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